1879年深秋，汉阳柏泉一带的田野已是稻谷将黄，乡间小路上，偶尔还能听见老人絮絮叨叨地提起“太平军”的旧事。在这样一种看似平静的氛围里场外股票配资，一个日后搅动天下、指挥武昌城头枪炮怒吼的人悄然出生了，他叫孙葆仁，后来易名为孙武。等到1911年武昌城头枪声响起时，距离太平天国覆灭，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，但两段看似割裂的历史，却在这一家人身上连成了一条线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条线的起点，并不在孙武身上，而在他那位早年叱咤风云、晚年隐居乡间的祖父——太平天国悍将孙允忠。前后一甲子，祖孙两代都把矛头对准清朝，只不过一人在血雨腥风中败走田间，一人在新军营盘里再举旗帜。试想一下，同一家族，两代人，都把推翻同一个王朝当成一生的方向，这在近代史中，并不多见。
一、三河大捷中的“干天延”
回到19世纪中期。1851年，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起事，1853年定都天京（今南京），声势一度席卷十余省。孙允忠，字干臣，就是在这股洪流向长江流域推进时加入了太平军。他是湖北汉阳夏口柏泉乡人，离今天武汉市中心不过十几公里。太平军第一次攻占武昌城时，他投身其中，从此跟着大军转战南北。
1860年前后，太平天国的局势急转直下。1856年9月天京事变后，内部元气大伤，曾国藩所部湘军抓住时机，由守转攻，重新构筑起江南、江北大营，对天京形成包围。就在这个生死关头，安徽三河镇成了双方较量的一处关键战场。
三河镇位于庐州（今合肥）一带，是水网平原上的要地。北有丰乐河，东、北有杭埠河环绕，西南一线还有小南河穿过，四周圩田连片，地势平坦而多水。此前太平军曾在此经营粮仓，修筑工事，在小南河北岸构筑城墙，在南北两岸圩埂上筑起九座砖垒。陈玉成看中这里的天然水网和旧日工事，决定设伏一战，重创湘军。
此时的湘军，主力之一是曾国藩麾下悍将李续宾。他在1858年前后已屡次夺回失地。到1860年前后，他率部自安徽南部一路北上，短时间内拿下太湖、潜山、桐城、舒城等地，把精锐营盘扎在三河镇周边，准备继续北攻。纸面上看，湘军攻势如虹，太平天国似乎岌岌可危。
局势在合围中突然扭转。多路太平军在陈玉成、李秀成等人的配合下，将李续宾部团团围住，连营数十里。湘军前路被堵，退路被断，粮草又因敌军围困和水网阻隔而难以补给，军心开始摇动。后来湘军试图拼死突围，却没料到太平军使出了一招极为致命的战术——掘堤放水。
太平军打开河堤，水流猛灌，湘军营盘成了一片泽国。不少军械受潮，火器难以正常使用，炮弹在泥水中报废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几乎都落在太平军一边。混乱之中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战死沙场，李续宾也在厮杀中身亡，李续宜等头面人物相继倒下，湘军精锐在这一役中伤亡惨重，可以说元气大伤。
三河大捷，是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之后少有的重大胜利。《太平天国战史》中提到，战后太平军收缴湘军官帽，“红顶子、蓝顶子”堆满箩筐，可见斩获之丰。洪秀全为鼓舞士气，开始大规模论功行赏，许多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军官得到提升。
在这一次集中封赏中，孙允忠因作战勇猛，被封为“干天延”。“延”在太平天国的爵制中，属于五等侯爵之一。太平天国武官体系中，以“王”为最高，下设五等爵位，名为“福、安、寿、豫、延”，其下还有相应的“天将”五等，排列颇类传统的公侯伯子男。洪秀全封号时常以字冠名，英王陈玉成初封“成天福”，取其“玉成”之“成”字在前，孙允忠则以“干臣”之“干”冠于“天延”，成为“干天延”。在当时，这已经算是相当体面的军功爵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孙允忠并不是昙花一现之辈。后来他仍随太平军东征西讨，先后参与多次攻防战。根据他晚年在乡里对晚辈的口述，他曾参加太平军对湘军名将罗泽南的作战。在武昌一带，太平军攻打罗部营垒长达十余日，最初并未讨到便宜。其时太平军为扩充兵力，重金募兵，每名壮丁每日发铜钱三百六十文，不分男女，应募者多为湖北兴国一带人。作战中渐渐形成一种格局：“兴国人打前敌，太平军为后劲”。之后几次硬仗中，罗泽南所部连遭挫败，最终在武昌城濠吊桥附近阵亡。
这一系列战功，让孙允忠在太平军内部小有声望。但不得不说，个人再骁勇，也难扭转大局。太平天国在1864年天京陷落后全面失败，主力被消灭，各地余部或降或散。就在这场巨变的尾声中，孙允忠趁形势混乱，悄悄脱离残部，返回湖北老家，隐居柏泉乡，躲过了清廷对“天国旧将”的后续搜捕。
二、隐居田间的旧将与乡间讲述
太平天国覆灭后，清廷对其将领及家族的打击极为严酷。无论是英王陈玉成、忠王李秀成，还是石达开、李开芳、林凤祥等人，即便投降或缴械，也大多难逃酷刑处死。很多人不仅身死，甚至株连族人。比起那些在刑场上血溅当场的人，悄然躲回乡间的孙允忠，可说是极少数幸运者之一。
隐居柏泉时，他已不再是“干天延”，只是村里一个看似普通的农夫。据乡间回忆，他在田里劳作，跟乡亲们一样种田度日，衣着粗朴，不再显山露水。然而，晚年的他却并没有把那段经历封死在心里，而是时常在冬夜或农闲时，给后辈和邻里讲太平军的故事。
据说，孙允忠保留着洪秀全当年封赏时赐下的一把刀，平日藏得很好，只有在谈起旧事时才会取出，放在堂屋，让孩子们围着看。有时候他会一边抚着刀柄，一边冷冷地说：“这把刀，当年是砍满洲兵的。”这种近乎轻描淡写的语气，实际里面有几分对清廷的鄙薄，有几分不甘，也有几分倔强。对年幼的孙家孩子来说，这些话与其说是闲谈，不如说是某种带火星的种子。
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，孙允忠对清廷的态度并不隐藏。他教育子孙，不必仰视朝廷重臣，也不必跪拜权贵，把太平天国那一套“反清”的观念，以讲故事的形式，安静地传给下一辈。遗憾的是，具体的家训文字并未留下，但从后来孙家人的选择来看，那种潜在的价值观，显然没有断绝。
孙允忠有一个儿子，名叫孙华亭。与父亲直接参与农民起义不同，孙华亭成年后反而走入清廷军队，担任汉阳镇标襄河水师管带，大致相当于营级军官。他在水师中任职一段时间后，出于对时局的不满，最终挂冠而归，选择回乡务农。有传说中，父子曾有过一段简单却意味深长的对话。有人问他：“你祖上造过反，你为何还去当兵？”孙华亭据说只淡淡回了一句：“总得看看这朝廷是怎么回事。”短短一语，也算拐着弯地表达了那种复杂心态。
不论如何，他最终还是回到了柏泉，学父亲一般在田间劳作。表面看，是“归隐”，但在这一动一静之间，家族记忆悄悄延续。就在这种看似平静的乡村生活中，孙允忠的孙子——那个改变大清命运的人，慢慢长大。
孙武，原名孙葆仁，字尧钦、尧卿，又作“摇清”、“遥仙”，号梦飞，1879年11月8日出生于汉阳柏泉孙湾。他自小在祖父、父亲的故事里长大，耳濡目染，对“反清”“变局”这类词并不陌生。家中并不算富裕，但在乡里已经算得上有些底子，能够让他在农活之外有时间读书、练武。童年时，他就显出好武的一面，喜欢射箭、骑马、格斗，对书本则“只观大略”，不钻章句，但对历史人物、兵家故事很有兴趣。
少年时，父亲去世得早，家中顶梁柱忽然不在，他不得不更加用力磨练武艺。据记载，他当时常说，要考武举，要做武状元，那是清末仍存在的科举途径之一。弓马熟练，技击刚猛，在乡间已颇有名气。有人打趣他：“你这般练，是想当将军？”他大概笑笑，不置可否。只不过谁都没想到，他未来走上的，不是传统武举那条旧路，而是新军与革命那条新路。
三、新军出身的革命者孙武
时间来到19世纪末。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，清廷在与日本的较量中惨败，朝野震动。湖北地方重臣张之洞深感“兵弱器劣”，大声疾呼“自强”，在两湖地区积极筹办新式军政教育。戊戌变法前后，“练兵”、“办学堂”成为热词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湖北武备学堂应运而生，目标是“储将才而作士气”，培养新式军官。
有武功基础的孙武，抓住了这个机会。他考入武备学堂，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。这里教的不再是旧式八股，而是近代兵法、战术、射击、行军，甚至还有一些西洋军事理论。对于一个从小就喜欢兵书、对旧朝廷心存疑虑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样的环境既陌生又新鲜。
学成之后，孙武被派往湖南岳州，担任新军教练官。不久，他升任岳州武威营管带，掌管一营兵力。新军不同于绿营、勇营，军纪较严，操练也更为正规。孙武在部队中讲究纪律，训练严格，不少士兵对他既敬又怕，威信逐渐树立。正是在这段时间里，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有新思想的士绅、军人，眼界慢慢打开。
后来，孙武赴日本留学。那个时期，赴日留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革命者、立宪派和改良派。东京的咖啡馆、书店里，关于“国民”“共和”“宪政”的议论此起彼伏。孙武在那里的所见所闻，让他对清廷的评价更加冷淡。国内的“自强”“练兵”，在很多人眼里，已经难以挽救这个积重难返的王朝。
那时，多数人对革命的认识，多半来自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。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，多次策动起义，惠州、广州等地屡有行动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尽管如此，那种“敢第一个动手”的气势，还是给后来者带来极大鼓动。孙武和刘公等人受到启发，也意识到，单靠在军队内部谋个一官半职，解决不了大问题，必须另起炉灶。
在这样的思想碰撞中，“共进会”成立了。共进会的宗旨，是以秘密结社为基础，在军队和社会中发展力量，等待时机起事。它的组织结构颇为隐蔽：总坛之下设“中华山”“兴汉水”“光复堂”“抱国香”等支部，各地分社之下再设五旗，层层分级。外围成员只知自己所属旗号，不知全盘。成员之间极重义气，强调“虽一饭之恩，溅血不辞”，话语虽略显江湖气，却也反映出内部的团结与决然。
共进会的纲领核心，其实并未跳出那句老话——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原”。听上去，和太平天国时期的口号有些相似，都是把矛头指向清廷、指向满洲统治。只不过，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势，讲“拜上帝”，具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；到了孙武这一代，“驱逐鞑虏”的外壳之下，包裹着更多关于“民族”“国家”“共和”的近代观念。这条线，从太平军营帐延续到新军课堂，从祖父的宝刀延续到孙子的炸弹图纸，中间虽有断裂，却并未彻底中断。
1908年，清廷内外风雨飘摇。11月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先后在北京去世，朝局更加复杂。就在这一年前后，孙武回到湖北，继续在新军中工作，实际已是共进会核心人物之一。湖北本身就是重镇，兵力集中，铁路交汇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便足以影响全局。
1911年，局面彻底紧绷。夏秋之交，四川爆发保路风潮，民众反对清廷将地方筹办的铁路收归中央，进而抵押给外债。事态升级后，朝廷派端方率湖北新军一部入川镇压。这一调动，直接削弱了湖北本地的军事防线，也给了革命党人一个难得的机会。
湖北新军内部，早已渗透了共进会和同盟会成员。两派在武汉一带密集接触，商议起义事宜。由于朝廷在湖北的兵力空虚，众人普遍认为，武昌是个合适的突破口。只是，内部准备并不充分，尤其上层协调未尽完备，这也为之后的突然爆发埋下伏笔。
那年秋天，革命党原本计划在中秋后择日起事。黄兴、宋教仁等人还在赶往前线的路上，尚未抵达武昌。在这种“未备齐”的情况下，孙武仍在紧张准备。他负责组织制作炸弹，打算先刺杀湖广总督瑞澂，干掉地方最高军政长官，以期借刺杀引发大规模兵变。炸弹制作地点设在武汉俄租界附近的一处工棚，材料、火药都来之不易，组织风险极大。
1911年10月9日，意外发生。炸弹制作过程中操作失误，突然爆炸，工棚被炸得狼藉。当局循着线索搜查，很快查到革命党人藏匿的名册。事已至此，革命党人的身份大面积暴露，清军开始全城缉捕。孙武在爆炸中受伤，情势危急，只能紧急转移。有人劝他：“再等等，等黄兴来了再动手。”他却明白，事情已到“不是现在就干，就是再也干不成”的地步。
于是，原本打算慎密筹划的起义，被迫提前。10月10日晚间，武昌城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率先举事，部分营房首先打响。驻扎在楚望台、蛇山一带的部队在混乱中倒戈，攻向湖广总督署和各处要害。起义从最初的仓促行动，很快演变成城内各营连锁反应。瑞澂逃离，城防失控，清军守备体系顷刻瓦解。短短一夜之间，武昌城上旗帜易色。
这一次起义，后来被称为“武昌首义”。从时间上看，它不过是辛亥革命众多起事中的一个节点，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武汉一城范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起义爆发的关键时刻，孙武的角色，既是幕后组织者，也是前期计划者。虽因炸弹事故一度负伤隐匿，但整个起义的基本架构、军队联络，多出自他之手。这一点，在后来的资料中多有记载。
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，如同火种般迅速蔓延。各省的立宪派、革命派、地方实力集团纷纷评估形势，一些原本观望的人，也开始做出选择。短短两个月内，全国有十余个省相继宣布独立，脱离清廷控制。地方都督、军政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大清王朝的权力网络，像被撕开的网一样，出现大片破口。
对于清廷来说，形势已难挽回。朝中虽有人主张“坚决用兵”，但财政枯竭、军队分裂、民心流失，这三大问题压得满清朝堂抬不起头来。谈判与镇压并行，终究也没能扭转颓势。到1912年2月12日，宣统帝溥仪在隆裕太后名义下颁布退位诏书，标志着统治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政权正式终结，改朝换代尘埃落定。
从时间的轴线看，太平天国从1851年金田起事，到1864年天京失守，前后不过十三四年；而从天京陷落算起，到1911年武昌首义，也就四十七年左右。对于一个王朝而言，这段时间不算长，却足以让同一地区、同一家族的两代人，先后站上历史舞台。孙允忠举刀而起，最终隐居田间；孙武手握炸弹，策动新军暴动，直接推动满清退场。两代人的方式不同，落脚点却出奇一致。
回看这条脉络，“君子之泽，三世而斩”的说法，在孙家身上似乎并不适用。祖父参与反清起义，失败后躲进乡间，却没有向现实完全低头，而是用讲述、用态度，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留在家中。父亲在清军中任职，又选择辞官归田，看似矛盾，其实更增加了对这个王朝的切身体会。到了孙武这一代，眼前不再只有“换个皇帝”的念头，而是有了“改变制度”的想法，只不过他所瞄准的对象，依然叫“大清”。
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，中国社会的变动，远不止一两个起义那么简单。阶层的流动，新式军队的出现，海外留学潮的兴起，连在一起才构成那段复杂的历史背景。孙允忠与孙武祖孙两代的经历，只是其中一条不算粗的线，却因为其目标高度一致，而显得格外耐人寻味。对很多熟悉这段史实的人来说场外股票配资，这个故事本身就足够说明一点：同一个王朝的命运，有时确实会在隔代之间，被默默接住，然后用另一种方式，走完最后一程。
天玺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
推荐资讯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