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879年深秋,汉阳柏泉一带的田野已是稻谷将黄,乡间小路上,偶尔还能听见老人絮絮叨叨地提起“太平军”的旧事。在这样一种看似平静的氛围里场外股票配资,一个日后搅动天下、指挥武昌城头枪炮怒吼的人悄然出生了,他叫孙葆仁,后来易名为孙武。等到1911年武昌城头枪声响起时,距离太平天国覆灭,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,但两段看似割裂的历史,却在这一家人身上连成了一条线。
有意思的是,这条线的起点,并不在孙武身上,而在他那位早年叱咤风云、晚年隐居乡间的祖父——太平天国悍将孙允忠。前后一甲子,祖孙两代都把矛头对准清朝,只不过一人在血雨腥风中败走田间,一人在新军营盘里再举旗帜。试想一下,同一家族,两代人,都把推翻同一个王朝当成一生的方向,这在近代史中,并不多见。
一、三河大捷中的“干天延”
回到19世纪中期。1851年,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起事,1853年定都天京(今南京),声势一度席卷十余省。孙允忠,字干臣,就是在这股洪流向长江流域推进时加入了太平军。他是湖北汉阳夏口柏泉乡人,离今天武汉市中心不过十几公里。太平军第一次攻占武昌城时,他投身其中,从此跟着大军转战南北。
1860年前后,太平天国的局势急转直下。1856年9月天京事变后,内部元气大伤,曾国藩所部湘军抓住时机,由守转攻,重新构筑起江南、江北大营,对天京形成包围。就在这个生死关头,安徽三河镇成了双方较量的一处关键战场。
三河镇位于庐州(今合肥)一带,是水网平原上的要地。北有丰乐河,东、北有杭埠河环绕,西南一线还有小南河穿过,四周圩田连片,地势平坦而多水。此前太平军曾在此经营粮仓,修筑工事,在小南河北岸构筑城墙,在南北两岸圩埂上筑起九座砖垒。陈玉成看中这里的天然水网和旧日工事,决定设伏一战,重创湘军。
此时的湘军,主力之一是曾国藩麾下悍将李续宾。他在1858年前后已屡次夺回失地。到1860年前后,他率部自安徽南部一路北上,短时间内拿下太湖、潜山、桐城、舒城等地,把精锐营盘扎在三河镇周边,准备继续北攻。纸面上看,湘军攻势如虹,太平天国似乎岌岌可危。
局势在合围中突然扭转。多路太平军在陈玉成、李秀成等人的配合下,将李续宾部团团围住,连营数十里。湘军前路被堵,退路被断,粮草又因敌军围困和水网阻隔而难以补给,军心开始摇动。后来湘军试图拼死突围,却没料到太平军使出了一招极为致命的战术——掘堤放水。
太平军打开河堤,水流猛灌,湘军营盘成了一片泽国。不少军械受潮,火器难以正常使用,炮弹在泥水中报废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几乎都落在太平军一边。混乱之中,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战死沙场,李续宾也在厮杀中身亡,李续宜等头面人物相继倒下,湘军精锐在这一役中伤亡惨重,可以说元气大伤。
三河大捷,是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之后少有的重大胜利。《太平天国战史》中提到,战后太平军收缴湘军官帽,“红顶子、蓝顶子”堆满箩筐,可见斩获之丰。洪秀全为鼓舞士气,开始大规模论功行赏,许多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军官得到提升。
在这一次集中封赏中,孙允忠因作战勇猛,被封为“干天延”。“延”在太平天国的爵制中,属于五等侯爵之一。太平天国武官体系中,以“王”为最高,下设五等爵位,名为“福、安、寿、豫、延”,其下还有相应的“天将”五等,排列颇类传统的公侯伯子男。洪秀全封号时常以字冠名,英王陈玉成初封“成天福”,取其“玉成”之“成”字在前,孙允忠则以“干臣”之“干”冠于“天延”,成为“干天延”。在当时,这已经算是相当体面的军功爵位。
值得一提的是,孙允忠并不是昙花一现之辈。后来他仍随太平军东征西讨,先后参与多次攻防战。根据他晚年在乡里对晚辈的口述,他曾参加太平军对湘军名将罗泽南的作战。在武昌一带,太平军攻打罗部营垒长达十余日,最初并未讨到便宜。其时太平军为扩充兵力,重金募兵,每名壮丁每日发铜钱三百六十文,不分男女,应募者多为湖北兴国一带人。作战中渐渐形成一种格局:“兴国人打前敌,太平军为后劲”。之后几次硬仗中,罗泽南所部连遭挫败,最终在武昌城濠吊桥附近阵亡。
这一系列战功,让孙允忠在太平军内部小有声望。但不得不说,个人再骁勇,也难扭转大局。太平天国在1864年天京陷落后全面失败,主力被消灭,各地余部或降或散。就在这场巨变的尾声中,孙允忠趁形势混乱,悄悄脱离残部,返回湖北老家,隐居柏泉乡,躲过了清廷对“天国旧将”的后续搜捕。
二、隐居田间的旧将与乡间讲述
太平天国覆灭后,清廷对其将领及家族的打击极为严酷。无论是英王陈玉成、忠王李秀成,还是石达开、李开芳、林凤祥等人,即便投降或缴械,也大多难逃酷刑处死。很多人不仅身死,甚至株连族人。比起那些在刑场上血溅当场的人,悄然躲回乡间的孙允忠,可说是极少数幸运者之一。
隐居柏泉时,他已不再是“干天延”,只是村里一个看似普通的农夫。据乡间回忆,他在田里劳作,跟乡亲们一样种田度日,衣着粗朴,不再显山露水。然而,晚年的他却并没有把那段经历封死在心里,而是时常在冬夜或农闲时,给后辈和邻里讲太平军的故事。
据说,孙允忠保留着洪秀全当年封赏时赐下的一把刀,平日藏得很好,只有在谈起旧事时才会取出,放在堂屋,让孩子们围着看。有时候他会一边抚着刀柄,一边冷冷地说:“这把刀,当年是砍满洲兵的。”这种近乎轻描淡写的语气,实际里面有几分对清廷的鄙薄,有几分不甘,也有几分倔强。对年幼的孙家孩子来说,这些话与其说是闲谈,不如说是某种带火星的种子。
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,孙允忠对清廷的态度并不隐藏。他教育子孙,不必仰视朝廷重臣,也不必跪拜权贵,把太平天国那一套“反清”的观念,以讲故事的形式,安静地传给下一辈。遗憾的是,具体的家训文字并未留下,但从后来孙家人的选择来看,那种潜在的价值观,显然没有断绝。
孙允忠有一个儿子,名叫孙华亭。与父亲直接参与农民起义不同,孙华亭成年后反而走入清廷军队,担任汉阳镇标襄河水师管带,大致相当于营级军官。他在水师中任职一段时间后,出于对时局的不满,最终挂冠而归,选择回乡务农。有传说中,父子曾有过一段简单却意味深长的对话。有人问他:“你祖上造过反,你为何还去当兵?”孙华亭据说只淡淡回了一句:“总得看看这朝廷是怎么回事。”短短一语,也算拐着弯地表达了那种复杂心态。
不论如何,他最终还是回到了柏泉,学父亲一般在田间劳作。表面看,是“归隐”,但在这一动一静之间,家族记忆悄悄延续。就在这种看似平静的乡村生活中,孙允忠的孙子——那个改变大清命运的人,慢慢长大。
孙武,原名孙葆仁,字尧钦、尧卿,又作“摇清”、“遥仙”,号梦飞,1879年11月8日出生于汉阳柏泉孙湾。他自小在祖父、父亲的故事里长大,耳濡目染,对“反清”“变局”这类词并不陌生。家中并不算富裕,但在乡里已经算得上有些底子,能够让他在农活之外有时间读书、练武。童年时,他就显出好武的一面,喜欢射箭、骑马、格斗,对书本则“只观大略”,不钻章句,但对历史人物、兵家故事很有兴趣。
少年时,父亲去世得早,家中顶梁柱忽然不在,他不得不更加用力磨练武艺。据记载,他当时常说,要考武举,要做武状元,那是清末仍存在的科举途径之一。弓马熟练,技击刚猛,在乡间已颇有名气。有人打趣他:“你这般练,是想当将军?”他大概笑笑,不置可否。只不过谁都没想到,他未来走上的,不是传统武举那条旧路,而是新军与革命那条新路。
三、新军出身的革命者孙武
时间来到19世纪末。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,清廷在与日本的较量中惨败,朝野震动。湖北地方重臣张之洞深感“兵弱器劣”,大声疾呼“自强”,在两湖地区积极筹办新式军政教育。戊戌变法前后,“练兵”、“办学堂”成为热词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湖北武备学堂应运而生,目标是“储将才而作士气”,培养新式军官。
有武功基础的孙武,抓住了这个机会。他考入武备学堂,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。这里教的不再是旧式八股,而是近代兵法、战术、射击、行军,甚至还有一些西洋军事理论。对于一个从小就喜欢兵书、对旧朝廷心存疑虑的年轻人来说,这样的环境既陌生又新鲜。
学成之后,孙武被派往湖南岳州,担任新军教练官。不久,他升任岳州武威营管带,掌管一营兵力。新军不同于绿营、勇营,军纪较严,操练也更为正规。孙武在部队中讲究纪律,训练严格,不少士兵对他既敬又怕,威信逐渐树立。正是在这段时间里,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有新思想的士绅、军人,眼界慢慢打开。
后来,孙武赴日本留学。那个时期,赴日留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革命者、立宪派和改良派。东京的咖啡馆、书店里,关于“国民”“共和”“宪政”的议论此起彼伏。孙武在那里的所见所闻,让他对清廷的评价更加冷淡。国内的“自强”“练兵”,在很多人眼里,已经难以挽救这个积重难返的王朝。
那时,多数人对革命的认识,多半来自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。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,多次策动起义,惠州、广州等地屡有行动,但都以失败告终。尽管如此,那种“敢第一个动手”的气势,还是给后来者带来极大鼓动。孙武和刘公等人受到启发,也意识到,单靠在军队内部谋个一官半职,解决不了大问题,必须另起炉灶。
在这样的思想碰撞中,“共进会”成立了。共进会的宗旨,是以秘密结社为基础,在军队和社会中发展力量,等待时机起事。它的组织结构颇为隐蔽:总坛之下设“中华山”“兴汉水”“光复堂”“抱国香”等支部,各地分社之下再设五旗,层层分级。外围成员只知自己所属旗号,不知全盘。成员之间极重义气,强调“虽一饭之恩,溅血不辞”,话语虽略显江湖气,却也反映出内部的团结与决然。
共进会的纲领核心,其实并未跳出那句老话——“驱逐鞑虏,恢复中原”。听上去,和太平天国时期的口号有些相似,都是把矛头指向清廷、指向满洲统治。只不过,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势,讲“拜上帝”,具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;到了孙武这一代,“驱逐鞑虏”的外壳之下,包裹着更多关于“民族”“国家”“共和”的近代观念。这条线,从太平军营帐延续到新军课堂,从祖父的宝刀延续到孙子的炸弹图纸,中间虽有断裂,却并未彻底中断。
1908年,清廷内外风雨飘摇。11月,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先后在北京去世,朝局更加复杂。就在这一年前后,孙武回到湖北,继续在新军中工作,实际已是共进会核心人物之一。湖北本身就是重镇,兵力集中,铁路交汇,稍有风吹草动,便足以影响全局。
1911年,局面彻底紧绷。夏秋之交,四川爆发保路风潮,民众反对清廷将地方筹办的铁路收归中央,进而抵押给外债。事态升级后,朝廷派端方率湖北新军一部入川镇压。这一调动,直接削弱了湖北本地的军事防线,也给了革命党人一个难得的机会。
湖北新军内部,早已渗透了共进会和同盟会成员。两派在武汉一带密集接触,商议起义事宜。由于朝廷在湖北的兵力空虚,众人普遍认为,武昌是个合适的突破口。只是,内部准备并不充分,尤其上层协调未尽完备,这也为之后的突然爆发埋下伏笔。
那年秋天,革命党原本计划在中秋后择日起事。黄兴、宋教仁等人还在赶往前线的路上,尚未抵达武昌。在这种“未备齐”的情况下,孙武仍在紧张准备。他负责组织制作炸弹,打算先刺杀湖广总督瑞澂,干掉地方最高军政长官,以期借刺杀引发大规模兵变。炸弹制作地点设在武汉俄租界附近的一处工棚,材料、火药都来之不易,组织风险极大。
1911年10月9日,意外发生。炸弹制作过程中操作失误,突然爆炸,工棚被炸得狼藉。当局循着线索搜查,很快查到革命党人藏匿的名册。事已至此,革命党人的身份大面积暴露,清军开始全城缉捕。孙武在爆炸中受伤,情势危急,只能紧急转移。有人劝他:“再等等,等黄兴来了再动手。”他却明白,事情已到“不是现在就干,就是再也干不成”的地步。
于是,原本打算慎密筹划的起义,被迫提前。10月10日晚间,武昌城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率先举事,部分营房首先打响。驻扎在楚望台、蛇山一带的部队在混乱中倒戈,攻向湖广总督署和各处要害。起义从最初的仓促行动,很快演变成城内各营连锁反应。瑞澂逃离,城防失控,清军守备体系顷刻瓦解。短短一夜之间,武昌城上旗帜易色。
这一次起义,后来被称为“武昌首义”。从时间上看,它不过是辛亥革命众多起事中的一个节点,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武汉一城范围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起义爆发的关键时刻,孙武的角色,既是幕后组织者,也是前期计划者。虽因炸弹事故一度负伤隐匿,但整个起义的基本架构、军队联络,多出自他之手。这一点,在后来的资料中多有记载。
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,如同火种般迅速蔓延。各省的立宪派、革命派、地方实力集团纷纷评估形势,一些原本观望的人,也开始做出选择。短短两个月内,全国有十余个省相继宣布独立,脱离清廷控制。地方都督、军政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,大清王朝的权力网络,像被撕开的网一样,出现大片破口。
对于清廷来说,形势已难挽回。朝中虽有人主张“坚决用兵”,但财政枯竭、军队分裂、民心流失,这三大问题压得满清朝堂抬不起头来。谈判与镇压并行,终究也没能扭转颓势。到1912年2月12日,宣统帝溥仪在隆裕太后名义下颁布退位诏书,标志着统治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政权正式终结,改朝换代尘埃落定。
从时间的轴线看,太平天国从1851年金田起事,到1864年天京失守,前后不过十三四年;而从天京陷落算起,到1911年武昌首义,也就四十七年左右。对于一个王朝而言,这段时间不算长,却足以让同一地区、同一家族的两代人,先后站上历史舞台。孙允忠举刀而起,最终隐居田间;孙武手握炸弹,策动新军暴动,直接推动满清退场。两代人的方式不同,落脚点却出奇一致。
回看这条脉络,“君子之泽,三世而斩”的说法,在孙家身上似乎并不适用。祖父参与反清起义,失败后躲进乡间,却没有向现实完全低头,而是用讲述、用态度,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留在家中。父亲在清军中任职,又选择辞官归田,看似矛盾,其实更增加了对这个王朝的切身体会。到了孙武这一代,眼前不再只有“换个皇帝”的念头,而是有了“改变制度”的想法,只不过他所瞄准的对象,依然叫“大清”。
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,中国社会的变动,远不止一两个起义那么简单。阶层的流动,新式军队的出现,海外留学潮的兴起,连在一起才构成那段复杂的历史背景。孙允忠与孙武祖孙两代的经历,只是其中一条不算粗的线,却因为其目标高度一致,而显得格外耐人寻味。对很多熟悉这段史实的人来说场外股票配资,这个故事本身就足够说明一点:同一个王朝的命运,有时确实会在隔代之间,被默默接住,然后用另一种方式,走完最后一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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